2013/02/15



林則徐這個佔據了中華民族英雄榜前排達百年之久的欽差大臣,不僅是致滿清王朝最終覆滅的第一個罪人,更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非要說他是民族英雄,僅僅是因他剛正清廉的人格值得後人敬仰而帶有濃厚悲劇色彩的愚蠢的英雄。 


前言

  中華民族走進近代歷史的路徑實在是令人不堪回首,而且在時過境遷之後因信史難覓,也確實難以真實地去追尋其歪斜的軌跡。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能從部分秉筆直書的中外歷史學家筆端,看到一些真實得令人發顫的屈辱、慘烈的壯舉和蒙昧、昏聵的愚行。假如你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也願意深入到近代中國黑暗的歷史隧道中去探尋滿清王朝走向毀滅的原因,只要你不是鐵石心腸,要不了多長時間,你的心絕對會裂成碎片那樣難受。


  我讀晚清史的體會,宛如讀一部腐朽沒落的豪門巨賈在其野蠻的先人殺人搶劫起家後,因為子孫後代跟不上世界文明潮流而敗家毀業的歷史。


  滿清覆亡之後近百年來,雖然繼承其遺產的中華民族中一些不肖子孫,始終不敢真正直面這部糟糕的滿清王朝敗家毀業史,總想選擇性遺忘這段歷史中最令人不堪回首的那幾頁,或刻意去曲解它所蘊涵的真正意義,不但諱言清廷君臣們恥辱與丟臉的過往行止,甚至於把這伙昏聵蒙昧的愚人所做的荒唐蠢舉包裝成光榮和英勇的經歷。在我看來,這樣做的結果,意味著一個當年世界上最大又相對最為落伍的民族後代,在對前輩恥辱和丟臉的歷史進行文過飾非,其所產生的最大危害,無異於又在為自己的子孫後代重蹈前輩的覆轍而鋪就一條植滿鮮花的歧路。


  當跨入人類又一個新紀元,我也逐漸老去難以對我們這個民族的振興做點什麼實事的時候,再來回顧晚清覆亡的歷史並以此展望中華民族在充滿希望的新千年所面對的現實世界和未來世界,常常會黯然神傷,感慨莫名。


  那是因為:


  我在為前人而哀傷;


  我在為今人而悲憫;


  我在為後人而憂懼。


  當然,最沉痛的是,


  我感到深陷在歷史的泥潭中,


  而不可自拔的絕望。


  一、林則徐是禁煙抗英的民族英雄還是禍國殃民的罪人


  談論晚清的歷史,首先必談林則徐,因為打開大清王朝毀滅大門的人,就是當年的欽差大臣林則徐。


  凡對晚清歷史稍有瞭解的人都知道,在 1840 年代來臨之際乃至更早些時候,率先興起工業革命並滿世界尋找殖民地的英國人,在與大清國貿易時,因其除了工業化的產品如鐘錶、呢絨等少數商品外,並無太多適用的商品出口到天朝,而大清國出產的絲綢、茶葉、瓷器和其它手工藝品,由於受到歐洲社會各階層的歡迎卻可無限量外銷西洋,所以,英國在與大清國的貿易中,自 1820 年代起,一直發生著高達每年百萬乃至數百萬兩白銀的巨大貿易逆差而無法彌補,英國對大清朝的貿易早就事實上難以為繼。於是,歹毒的英國奸商遂挖空心思將在印度殖民地種植和提煉的鴉片,自乾隆、嘉慶時代起就開始返運給天朝的民眾來享用,並使之上癮而逐漸成為有購買力的煙民生活必需品一如現在的香煙。


  平心而論,如果說英國人最初販運鴉片是為獲取和大清國繼續貿易所急需的白銀硬通貨而出於無奈有某種合理性,可是,當他們從鴉片毒品交易中嘗到暴利的甜頭,而不顧鴉片對人的危害變本加厲向天朝傾銷鴉片,使之成為眾多天朝國民日常的消費品之後,則無疑是以國家為後台的赤裸裸的大規模販毒之舉。當這種由英國的鴉片販子勾結滿清基層的貪官污吏和奸商,大量走私鴉片的不正常貿易開始危及滿清統治為朝廷所高度重視的時候,清廷終於在三心二意禁了近百年鴉片之後突然意識到,若再放任這種毒品毒害國民,其最終結果必然是導致國家將來「不唯無可籌之餉,亦且無可用之兵」。於是,到了 1838 年,徹底查禁鴉片無疑成了滿清王朝一項真正的基本國策。


  史載,在 1830 年代,廣東等最早開放對外通商的口岸,不但鴉片已經氾濫成災並向內地蔓延,而且英國人也通過罪惡的鴉片貿易獲取了驚人的暴利和巨額的貿易順差,從而導致天朝作為貨幣流通的白銀流失巨大而開始攪亂了大清國一大片地區的金融秩序,同時也使國民的體質被鴉片所毒害,中國人開始以東亞病夫形象走上近代歷史舞台。到了 1830 年代的末期,滿清因為鴉片輸入導致白銀外流量竟高達每年 600 萬兩之巨,以致國內發生嚴重銀荒,造成銀貴錢賤,財政枯竭,國庫空虛。滿清王朝因為鴉片這種產自印度的毒品大量流入中國腹地而面臨一場真正的金融貨幣危機和國民體質危機。因之,查禁鴉片從廣東下手,勢在必然。於是,昏聵但卻簡樸的道光皇帝於 1838 年 12 月遴選了剛正清廉的林則徐為欽差大臣赴廣東禁煙。中國的近代歷史,就這樣由道光帝和欽差林則徐共同翻開了糟糕透頂的第一頁。


在中國,凡讀完中學的人都知道,林欽差赴任後,不去深入調查鴉片在中國流行的原因和流入的渠道與路徑,也不細查販運鴉片的英商有何強大的國家背景,更不認真評估禁煙後所能產生的嚴重國際反響及其對自己國家可能產生的禍害,其上任伊始,就拍腦門做決定,實行了對境內外鴉片販子「入即正法,船貨歸官」的鐵腕政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強硬手段,從英國鴉片商人手中繳獲了 2 萬多箱鴉片現貨,於 1839 年 6 月 3 日,在虎門沙灘上掘池予以全數銷毀。林欽差以為,只要肅清了市面上的鴉片,也就一錘搞定了盤踞廣州及其近海的鴉片販子,並能一舉剷除鴉片對天朝長達百年的禍害。


  虎門銷煙之後,林欽差確實因此而獲得舉國讚譽,朝野認同,官聲如日中天。然而,好景不長,林公沒有高興幾個月,事過一年竟招致英國人用堅船利炮一舉轟塌了天朝的國門。越洋而來的英軍在天朝境內為林則徐一手製造的鴉片貿易糾紛,與清軍打了一場洋槍洋炮對大刀長矛的不對稱戰爭,最終迫使清廷五口通商門戶洞開,割地賠款喪權辱國。這,恐怕是昏聵蒙昧的林則徐在虎門銷煙時看著銷煙池中翻起泡泡時所無法想到的。


  從此,滿清王朝便與英國為首的西洋諸列強糾纏在中國黑暗的歷史隧道中,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既荒唐可笑又讓華夏民族子孫事後揪心扼腕的歷史悲劇和鬧劇。後來,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停戰後於 1860 年簽訂的《中英北京條約》中,清廷居然完全按英國人的要求,在條約中規定「販賣鴉片為合法貿易」。以致滿清對外貿易的進口商品中,鴉片的貨值一度竟高達進口貨物的 60% 。此距林欽差禁煙也不過 20 餘年。


  據歷史記載,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當英國人越洋而來的艦隊載著數千士兵,不用風帆浩浩蕩蕩結隊溯長江呼嘯而上,在兩岸愚昧的天朝官民目瞪口呆的觀望下,長驅直入進抵南京時,蒙昧而又昏聵的滿清王朝君臣們終於在領教了洋鬼子的厲害之後,遂於 1842 年 8月 29日與英國簽署了臭名昭著的《南京條約》,以賠錢割地並開放五口通商且在此之前就對林則徐革職貶謫新疆,而宣告了林欽差禁煙行動的徹底失敗和大清朝閉關鎖國歷史的終結。隨後,一些西方列強跟著英國人趁火打劫,坐享英國人和天朝開戰的戰爭紅利,使清廷的主權進一步喪失,則更是林欽差強力禁煙所做夢也不可能想到的。如,當時的美國總統泰勒在大清和英國的戰爭爆發後,隨即派全權大使乘軍艦到達廣州,此時,清政府已成驚弓之鳥,急忙跟他簽訂了《望廈條約》;法國軍艦開到廣州海面示威,宣稱將北上攻擊舟山群島,道光皇帝也連忙跟他簽了《黃埔條約》;就連幾個當時天朝君臣聞所未聞的西方國家如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時,普魯士(德國),奧匈帝國,意大利,荷蘭,丹麥,瑞典等彈丸小國,過去就是前來進貢也不夠資格的,現在也結隊而來叩開天朝的大門,他們不僅個個如願以償與清廷簽訂了條約,而且均享有和《南京條約》中英國人一樣享有的特權,清廷對神州所擁有的完整主權遂遭到進一步的破壞。


  事過 160 多年後,我們再來看這場因鴉片貿易被清廷強制終止而起的戰禍,追根溯源,林則徐無疑是個最為關鍵的人物。


  我相信,中國的文化人一定早就從中國的主流歷史學家的著作中和中國學校各年級的歷史教科書中看到,林則徐在滿清王朝與英國鴉片商人的敵對行動中,因為對英商交涉態度強硬,行動果敢決絕,禁煙除惡務盡,乃至後來面對英軍打上門來時的英勇抵抗,而使他作為極有民族氣節的英勇人物受到自此以降的歷代中國人所尊崇,成為無可爭議的民族英雄流芳千古;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為消弭這場鴉片戰禍幫林則徐擦屁股,而與英國侵略者交涉作出妥協讓步並在《南京條約》上簽字的人,則作為賣國賊而被永遠地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歷史老人對林則徐的眷顧也真是好得令人難以想像,第一次鴉片戰禍消弭之後,林則徐作為道光皇帝昏聵蒙昧決策的代罪羔羊,雖然丟官後被貶謫去了新疆,可是,當洪秀全的太平天國起義即將開始撼動清王朝的基座時,林大人再次獲得的道光帝的召喚和啟用,於1850年10月被授欽差大臣,卻在奔赴廣西鎮壓農民起義的前線就任時病死於途中。死得正是時候的林大人,終於「毫無瑕疵」地走進了中國近代歷史,成了近乎官場完人和道德楷模的歷史人物,其「苟利國家生死已,豈因禍福趨避之」的箴言,在其死後一百五十多年來為中國自視高潔的歷代政治家所踐行。


  在談論林則徐的時候,我知道歷史是不可以假設的,但我卻每每喜歡執拗地假設歷史。


  我想,假如林則徐沒有病死在赴任途中而是上任後死於隨後興起的太平軍之手,他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的形象還會是這樣高大嗎?


  我還想,如果說人的生死在冥冥之中有定數不可以假設,那他在欽差大臣任上禁煙時,除了採取強硬的銷煙舉措外難道就真的就沒有其他利國利民而又免取戰禍的選擇嗎?他如果在死去 150 年之後復活,讓他再次做出選擇,他還會那樣決絕地再度「禁煙」嗎?


  其實,現在回過頭看林則徐在欽差大臣任上的所作所為,他其實絲毫沒有顧及自己的強力禁煙舉措給國家招惹的戰禍究竟有多大的危害,其禁煙所選用的是最簡單、最粗暴,也是最不要動腦子的專制政府一貫使用的愚蠢方法,其所用的主要手段則是對付本國當慣了亡國奴的民眾一用即見效的暴力手段。他在對付後面有英帝國撐腰的鴉片販子時所選擇的政策措施,更是毫無技術含量和外交智慧可言。當他把自己制定的「入即正法,船貨歸官」的禁煙措施付諸實施之後,其給國家招來戰禍的結局也就被歷史性地注定了。林欽差為了治癒鴉片給滿清王朝帶來的沉疴,冀望治社會百年痼疾而一年大功告成,其情真意切可嘉,其昏聵愚蠢則透頂。


假設當時林欽差不是把英商的鴉片強力繳獲並將其扔在虎門的池子裡銷毀掉,而是稍微照顧到英國鴉片販子的利益,悉數予以平價贖買後再行銷毀以示天朝為禁絕鴉片不惜血本;或者根本就不用銷毀而作為百姓的極端奢侈的消費品由國家來壟斷限量經營,一如當今中國的煙草專賣局出售中華牌和熊貓牌香煙那樣給朝廷帶來暴利;接著再與英國人談判禁絕鴉片的時間表或給予逐年減少的配額進口直至取消進口,並輔之於建議英國人用其它更適用的商品來逐漸取代鴉片貿易,以實現英國對華貿易的收支平衡;如此循序漸進地把鴉片對天朝的危害降至國家可以承受的程度。與此同時,則奏請皇上徐圖國家制度改良而逐漸趕上英國的先進制度,使國家軍事實力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強大到足以和英國抗衡的程度。那麼,這場令後來的中國人痛徹肝脾悔斷腸的鴉片戰爭還能打起來嗎?如果歷史是按這樣一個最簡單的假設來發展,中國的近代歷史還會是這個樣子嗎?


  對這些個的問題,我相信任何一個稍微聰明的中國人和極端愚蠢的英國人都會給出自己的答案:不會!因為當時的歷史事實是,英國國會在表決對大清朝的戰爭撥款法案時,在有近600 人投票的國會中,並不是一邊倒的支持這場骯髒的戰爭,竟然是以 9 票的微弱多數而通過這個法案。如果林則徐在禁煙的過程中不是那樣一味蠻幹不顧後果,完全無視當時的世界特別是強大的英帝國正在按西方世界的叢林規則運轉,英國國會的對華戰爭撥款法案原本是不可能被通過的。不管人們現在對林則徐如何尊崇,無情的歷史事實極為清楚地表明,是林則徐無視英國鴉片商人及其背後的英國國家利益的暴力銷煙行動,才招來了用現代化洋槍洋炮武裝到牙齒的英國軍隊,是林則徐的歷史局限性決定了他與先行進入人類文明新階段的英國人打交道時,以落後文明的方式來草率處理有國家背景的商業糾紛才引發了禍國殃民的鴉片戰爭,從而陷大清朝於萬劫不復的深淵。


  無情的歷史事實還表明,林則徐的昏聵蒙昧不光是表現在查禁鴉片的行動中,其在後來對抗英國侵略軍的戰爭中,也不是像我們的歷史學家所描寫的那樣英明,其顢頇愚蠢一如那些清軍著名的敗將。史載,在林則徐的銷煙舉措招來英軍,鴉片戰爭開打之際,林欽差曾花巨款向美國商人買了一條 1080 噸的大輪船「劍橋號」,並裝上了 34 尊英制大炮在船上。可是,林欽差卻不是命令清軍把這條大洋船開到海上與英艦對轟,而是橫停於珠江口,作為阻礙英艦的障礙物兼作炮台之用,結果,被英國水兵爬上船去,連船帶炮給開走了。


  也許有人會對我的這些愚蠢的假設報之以事後諸葛亮的嘲諷,但是,我勸哪些準備嘲諷我的人,只要看看美歐諸國當今在自己國內對毒品氾濫所進行的查禁努力事倍功半,就可以看出林欽差的禁煙舉措之荒唐和乖謬所言不虛。以當今美國如此強大的國力和科技、文化水平,迄今仍奈何不了區區白粉對國民的毒害,尚要在國內嘗試了種種先進禁毒手段之後,最終去緬甸的金三角和哥倫比亞叢林清除毒品生產的源頭,並事先安頓好種植罌粟的煙農再來談禁毒的問題。以此反觀林則徐代表腐朽沒落的滿清王朝來禁毒,其用專制政府一貫迷信的暴力手段來查禁鴉片,其必然的結局是,無論他虎門銷煙之後英國軍隊是否打上門來,這樣的禁煙舉措也難逃最終失敗的命運。這是因為,歷史告訴我們,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如果僅僅用暴力手段就可以消滅毒品對人類的危害,別說滿清王朝早在林欽差禁煙之前一百年就能夠消滅鴉片對天朝的危害,就是美國這個當今世界的霸主也早把參與毒品貿易的人趕盡殺絕了。所以,我們現在無論從那個角度看,林則徐在欽差任上放任使用國家暴力的禁煙之舉,其實是一個昏聵蒙昧的專制王朝的官員,不講科學、不會外交、不認清形勢、不顧國家安危的草率而又魯莽的愚蠢之舉,其行為除了表明清廷禁絕鴉片的堅決態度並附帶著給國家招來禍國殃民的戰亂之外,毫無可取之處。他在歷史上的所作所為,證明他僅僅是以一個虎門銷煙的簡單舉措就暴享民族英雄美名的蠢貨。而林則徐作為民族英雄被中國人長期極度拜膜的現象,其在文化上的意義是,我們這個民族一百多年來早已分不清什麼是英雄壯舉,什麼是蠢漢胡來。


  在我看來,中華民族迄今一直把昏聵蒙昧的欽差大臣林則徐作為自己的民族英雄對待,除了證明這個民族的思想境界依然停留在中世紀,其國民的思考能力與當今世界現代文明嚴重脫節之外,沒有半點正面的價值。林則徐這個佔據了中華民族英雄榜前排達百年之久的欽差大人,不僅是導致滿清王朝最終覆滅的第一個罪人,其實他更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有人非要說他是民族英雄,也是個逆歷史潮流乖謬背時,僅僅是他剛正清廉的人格值得後人敬仰而帶有濃厚悲劇色彩的愚蠢的民族英雄。未來的中國其實根本就不需要這種昏聵蒙昧的民族英雄!如果中華民族繼續產生這種昏聵愚昧的民族英雄,那麼,這個民族將被再次證明是一個被壞制度徹底毒害而不可救贖的劣等民族,只配讓現代的文明世界所淘汰。


  前些年,當我觀看中國著名導演謝晉以對林則徐無限崇敬和溢美的心情拍攝的新版電影《鴉片戰爭》時,居然莫名其妙地聯想到中國新世紀所再次面對的「禁煙」問題。只是讓我感到非常喪氣和可悲的是,這回可不是英國人或美國人在向我們販毒,而是我們自己人向自己的同胞光明正大地敞開販毒,竟然還是由各級「人民政府」在組織專賣。


說實話,每當我看到自己的同胞不分場合地吞雲吐霧時,每當我得知各大醫院裡因吸煙致病的親朋好友在奄奄一息等死時,每當我想到各級政府的財政官員們在點算著煙草稅收給他們帶來的數字是百萬、千萬還是億萬,卻忘記了自己的國民因吸煙致病而支出的醫療費用是數倍於這一收入時,我除了對這個不爭氣、沒長進的民族充滿悲憫的情懷之外,總在匪夷所思地想這個問題:當剛正清廉的林大人知道自己的後代在當今世界又成了「吸煙」的冠軍民族而再次面臨「禁煙」問題時,他會作何感想?我猜想,林則徐如果在九泉之下有知,要是不老淚縱橫,也一定會唉聲歎氣吧?


  如果林公再次降臨神州,他還會像當初那樣決絕地「禁煙」嗎?中國在這個新千年要到什麼時候才會出產另一位「禁煙」的民族英雄呢?


  二、滿清王朝為何只能搞出壞資本主義


  已故的旅居海外華裔經濟學家楊小凱不止在他的一本著作中說過:「清朝晚期的原始資本主義是屬於當代經濟學家所稱的壞資本主義。」按楊小凱的說法,它壞就壞在這一最要命的地方:「朝廷和各級地方政府利用其政治壟斷特權追求其私利而不惜損害全社會的利益」。

  

  

  


  晚清這種壞資本主義,其典型的特徵是,國家的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為了追逐一己的私利而官商勾結無所不為。它不僅造成了國家經濟的低效率和國民收入分配嚴重不公,而且,尤為糟糕的是,國家的整個經濟活動中能產生高比率剩餘價值的新興產業,主要為官府和與之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特權階級所把持,並按其既貪婪而又目光短淺的慾望組織生產,因而其生產力自然也不可能得到快速的提高。在這種壞資本主義制度下,與官權控制的新興產業發展遲滯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西方漢學家費正清所說的清末稅收的非制度化,不透明化,及事實上的高收入階層累退的稅收制度(即:越富有和越有權勢的人納稅率越低)。


  中外歷史學家常常驚異於法國的壞資本主義制度很快就能被大革命推翻,而清朝的壞資本主義制度卻可以苛延殘喘很長的時間僵而不死。對此,一些西方的歷史學家將此歸結於歐洲與東亞地理政治結構的差別,其中,最有名的是 Baechler 的名言: " 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根本源泉是同一文化下政治的不統一及政治多元化。 "


  事實上,我們看歐洲的近代歷史,就很容易發現,近代歐洲在政治上長期不統一,其實恰恰給歐洲創造了一種國家制度能夠展開競爭的格局:即,歐洲那些規模相近的主權國之間在近代歷史上始終存在著激烈的國家制度競爭。正是有了這種競爭,加上自由移民傳統和統一的基督教文明背景,從而使近代歐洲成了世界上最充滿活力的一塊大陸,也使得歐洲諸國中有競爭力的國家制度有機會勝出,並很快被其他制度相對落後的國家創造性地模仿。


  在人類步入又一個新千年之際的前後十年間,歐洲十多個語言、民族、制度各異的國家能夠和平地走向統一,這對中華民族而言,不僅是過去的中國人所理解不了的,就是現在的中國人也是難以看懂的。對此,只要看看當今海峽兩岸的紛爭,大家也就不難得出自己的結論。


  在我看來,中國要面向未來,不對近代中國特別是晚清的國家制度因為跟不上時代前進的步伐而被淘汰的原因進行剖析,所謂今後的國家制度改良就始終是緣木求魚。


  我們知道, 18-19 世紀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少有的大一統專制集權帝國,不僅其國家制度在政治治理結構上全盤承襲了秦王朝的郡縣制,而且還徹底地廢除了清初原本實踐了一段時間的諸如給吳三桂之流封王而有利於分權體制發育的封建制度。當時的中國,由於清廷的高壓統治,在政治上實行的是一種高度壟斷的中央集權制度,在文化上實行的是獨尊儒學的文化專制主義意識形態,在經濟上則是按仕農工商的序列實行重農抑商及所謂以「奇技淫巧」排斥科學技術的自然經濟政策。


  滿清王朝用這種落後的國家制度統治中國,在西方正在興起工業革命和代議制政治的時代,會產自然生長出一個世界強國嗎?我絕對敢說,即使按當代某些中國人在一部歌頌康熙皇帝的電視劇中寫的一句歌詞,「向天再借 500 年」,讓康熙皇帝來繼續統治中國,這個國家雖然由他統治下,在發展停滯的世界中一度領先於全球而被首次來到神州的西方傳教士們稱羨不已,但是如果他不跟上西方的步伐,拒絕對專制王朝制度進行根本性變革,大清王朝將依然會是世界上最落後的沒落帝國。


  對此,我們只要看看晚清政府搞的洋務運動究竟是怎麼回事就自然能夠得出自己的結論。


  在西方的漢學家和中國主流歷史學家的眼中,晚清的洋務運動在中國近代的經濟史上和國家制度改革上是一個徹底失敗的運動。導致這個富國強兵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現在看來非常簡單:滿清的洋務運動是在政治、法律制度和國家的意識形態不能根本變革的約束下進行的;這個運動以堅持滿清王朝的政治壟斷,沒有司法獨立和保護私人企業的法律制度為基礎。它與日本的明治維新全面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經濟制度相反,自始至終堅持官辦、官商合辦或官督商辦的制度,並以此為基礎和前提來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和工業化模式,完全無視建立近代企業制度和公平市場的基本法則。


洋務運動自身的悖論集中地表現在,政府壟斷工業和其它新興產業的利益與其作為獨立第三方發揮仲裁作用的地位相衝突和不可兼容,即,晚清政府既是國家經濟活動的裁判員,又是市場上的利益主體,並時時刻刻利用其裁判員的權力,目光短淺地去追求其在市場上的經濟利益,而不管企業制度和市場秩序是否會因此而混亂不堪。晚清王朝這種制度化的國家機會主義行為,使得政府利用其壟斷地位與私人企業爭奪資源,並且蓄意壓制有前途的私人企業發展。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日本的明治維新運動與滿清的洋務運動相比,雖然起步較晚,卻成效遠遠大於後者。日本在明治維新運動中,除了國家的憲法中沒有放棄天皇的實權不搞虛君共和之外,不僅規定了國民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而且,其在國家的基本制度上竟然是「全盤西化」,全面模仿英國、德國的政治、法律、經濟制度。當時的日本政府,除了在國民不知企業為何物時,辦過幾個模範工廠外,基本上不辦國營企業。因此,明治時代的日本政府完全可以沒有私心地發揮公平司法,嚴格執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從而,使國內的私人企業得以蓬勃發展起來。加上維新期間日本模仿西方的公司法和專利法,鼓勵國民的創造發明,簡化國民創辦企業的審批手續和降低國民創業的門檻,使得私人企業有寬鬆的創業環境和可以利用剩餘權保護推廣西方專利的收益,所以,日本從明治維新時代起,西方的各種先進技術就得以廣泛在日本引進、發展和生根。


  反觀晚清的洋務運動,其特點不但是官方對大工業的壟斷,也表現為亦官亦商,官商勾結,從一開始就排斥私人企業,使私人企業難以獲得寬鬆的創業環境和發展空間。我們從充斥於正史記載和民間野史的故事中,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晚清商人成功的首要條件是必須與官府搞好關係和得到各級官吏的庇護,其中,胡雪巖發跡的故事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為了說明問題,我們僅以李鴻章搞的輪船招商局 (1872 年) 以及開平礦務局 (1877 年) ,上海機器織佈局 (1878 年) 為例。對這些晚清最著名的企業,我們很難設想,其官商合辦,官督商辦的運行機制,居然在制度層面沒有嚴格定義的概念。像李鴻章作為朝廷高官,又是企業的老闆,他使用合股公司的形式從私商籌到資本,任命有捐納的官銜或半官方地位的人做經理,很像當今政府有控股權或控制權的企業任命各級官員出任董事長、總經理一般無二。這類企業的最大問題就是老闆既是制定遊戲規則的政府大官,又是參加遊戲的主要成員,其雙重地位造成的利益衝突使得國家機會主義制度化,公平和健全的近代企業制度和市場秩序根本就不可能建立,私人企業自然也不可能發展起來。總而言之,晚清這些官商合辦或官督商辦的企業有官僚機構的所有弊病,諸如裙帶風盛行,官員濫用資金,貪污成風,卻沒有近代私人企業的最低效率。


  但實事求是地說,晚清覆亡前的官督商辦企業,在隨後清廷制定的經濟制度規範下,與共和國成立後的很多國營企業相比,到更像近代企業。特別是清朝末期政府在多次沉重打擊下規劃立憲改革後,於 1904 年月 21 日頒布《商人通例》九條和《公司商律》一百三十條, 1905 年頒布公司登記法, 1906 年通過的破產法和專利法,終於使近代中國的經濟制度開始走上正道。如, 1904-1908 年國內私人企業就曾迅速發展,共有多達 272 家註冊成立。無奈,晚清這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良好發展趨勢,最終卻被清廷延緩國家政治制度改革積累的社會矛盾所引發的革命和隨之而來的民國初年的國家動亂所打斷。


  公允地說,命運女神和歷史老人其實給了滿清王朝遠多於日本的太多機會,讓它趕上歷史前進的步伐,然而,清廷中那些蒙昧而又昏聵的君臣等一干蠢人,卻一次又一次拒絕了這樣的歷史機遇。


  這樣的腐朽沒落王朝不走向毀滅,天理何在?!歷史的正義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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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G.